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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明升铂尔曼全套-口述历史|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定西孤儿院那些事儿

石狮明升铂尔曼全套-口述历史|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定西孤儿院那些事儿

石狮明升铂尔曼全套,人物简介:

杨显惠,1946年出生,祖籍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汉族。1965年兰州二中毕业,同年上山下乡河西走廊西段的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当过农工、售货员、教师。二次上学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后在河北省大清河盐场、天津塘沽盐场工作。现居天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

中短篇小说集《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

获奖记录:

短篇小说《这一片大海滩》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妈妈告诉我》获《上海文学》第三届《上海文学》创作奖;短篇小说《上海女人》和《逃亡》获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首届学会奖短篇小说奖。

10月26日下午,突然就来到报社。这仿佛是一个注定了他要与我们交流的日子。已经是深秋了,下午的天气有些沉闷,杨显惠在我们面前坐了下来,他与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十年前,他写的《夹边沟纪事》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这部作品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

2004年前,杨显惠就已经告别夹边沟走进“定西地区孤儿院”。

“我扳着指头算,在1958年我才四岁,也就是说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1960年的饥饿,已经是一个幻影或者传说而已……但是,有些事情的确是不该遗忘的。”杨显惠说。这些年的写作使他分明有些木讷,但这木讷却使我们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诚实与沉重。而这两样东西均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必备的。

“我很幸运,上山下乡期间在甘肃农建11师2团——小宛农场当农工,七十年代,听说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后来的1990年,我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在那儿挂了个副场长的职务,由此便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相识。2003年和2003年,我连续返回农场访问他们,并溯源到他们的家乡——甘肃的定西地区访问。仅仅是走马观花的跑了一下,便弄清了这么一个问题: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饿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按纳过六七百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接纳孤儿超过了五千人。”杨显惠又说。这便是他写定西地区孤儿院的由来。他说,从1992年自己深入河西走廊写“夹边沟”的时候,就有了写“孤儿院”的想法,从心理准备到写作准备他用了近十年时间。

那几年,杨显惠每年都要来甘肃深入生活,每年花费的时间大约三个多月,这中间包括为“夹边沟纪事”寻找素材和实地踏访。杨显惠说,真正着手写“定西孤儿院”开始与2004年,他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定西专区)和临洮,他们花了7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00多位孤儿,为他的写作准备了一手的资料。

杨显惠说,无论是孤儿,无论是当地的农民,无论是过去,无论是现在,都把福利院和幼儿园叫做孤儿院,他也就顺从把自己写的有关福利院孤儿们的故事叫做“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在上面说给我们的这些都来自他的《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写作手记。事实上,他的《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早在2004年就在《上海文学》开始连载,并且引起全国读者的关注。

首先是文艺报。中国小说学会从2000年始,组织全国知名学者在广泛阅读、认真讨论的基础上,每年公布一次小说年度排行榜。著名评论家李建军认为,杨显惠的《黑石头——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之一》是2004年度全国短篇小说中的“第一”。

其次是《读者》杂志。2004年第14期的读者杂志选发了《老大难——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之二》,被该杂志读者评为本期读者最喜欢阅读的文章,读者评选累计投票4000多封,在该期杂志读者评选出的5篇最喜爱阅读的文章中排名第一。

同时,业内专家也给《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燕君读了《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后说:“如果没有杨显惠的《老大难》,本期(《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的作品几乎没有太值得看的了。自从第4期连载杨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起,它就成为笔者对《上海文学》的最大期待。本期的《老大难》和第6期的《姐姐》写的仍是大饥荒中个人的故事,前者写的是母子,后者写的是姐弟,他们全都面临着如“苏菲的抉择”一般惨酷的境遇。仍然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叙述逼迫人去正视人生的真相。这些个人的故事使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它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抽象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这样的文字必将载入史册,这样的作家令人尊敬,发表这样作品的刊物也令人尊敬(尽管其他作品令人失望)。”

在我们的采访中,当然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为什么要写定西孤儿院的话题。

记者:杨先生,无论是“夹边沟”还是“孤儿院”,你的写作都与饥饿有关,能说说你为什么会如此关注饥饿吗?

杨显惠:事实上,我关注的不仅仅是饥饿,但饥饿一直是一件困绕中国人的事情。可以这么说,中国真正解决饥饿问题是1982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写《夹边沟纪事》、写《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就是想告诉人们从1958年到1960年我国饿死了不少人,我的任务是把那些与饥饿有关的故事写下来,至于为什么会饥死那么多的人,我不写,读者也会想明白。

记者:你是不是也在那个年代里挨过饿,才使你今天对饥饿如此刻骨铭心?

杨显惠:我当时并没有挨饿,上初中时,每月30斤粗粮,高中时,增加到了33斤。1965年我19岁,从兰州二中毕业后,怀揣着建设祖边疆的梦想,去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随后,每月的粮食由33斤涨到了45斤,基本上能吃饱。

记者: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对这段历史如此关注?

杨显惠:中国作家写“歌颂”的太多了,我对文学的理解是要高举批判的旗帜,文学的本质就是批判。在接受很多记者采访时我都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是飞机上的黑盒子,是潘多拉的盒子,里面什么东西都有,有许多惨不忍睹的东西。我写《夹边沟记事》就是想打开这个黑盒子。写《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也一样。

杨显惠告诉我们,经过三个多月的实地访问之后,2004年春节时,他开始写《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一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停下来,心脏痛得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时间,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他说,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他说:“你们想听几个孤儿的故事吗?”但这时他已经语气哽咽了。但是就像任何人需要倾诉一样,他开始一边摸眼泪一边向我们述说了。

故事之一:一个包子

我在定西寻访孤儿,听说不这么一有关孤儿的事情。当年,定西专区孤儿院的一名孤儿,现在兰州,在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两年前退休了。他一直在打听他当年在定西专区孤儿院时的一个老师,历尽周折,他终于打听到当年的老师现在定西当农民。他便托一个在定西工作的朋友捎话给这位老师,说自己方便的时候要去定西看他,当然也非常欢迎他到兰州来。朋友把他的话转告给了他的这位老师,但亿的老师想了很久,硬是没有想起他是谁来。后来,他的这位老师是病了,需要到兰州来看病,但因为是农民,别说看病的钱,连路费也凑不齐。

无奈之下,这位老师便把家里种下的新蒜辫成辫儿,拿到县城来买。蹲在地上,头戴一顶破草帽,为的是怕熟人见到丢人。“老师”一边喊“卖蒜了”,一边打量着街上来往的行人。很不凑巧的是,就在他一辫蒜也没卖出去时,一个“熟人”朝他走了过来。“老师”认出了,这个“熟人”也是当年孤儿院的一们孤儿。“老师”赶紧压低帽子,但这个熟人偏偏要来买蒜。情急之下,老师收起地上的蒜转身就跑。但买蒜的人却不行了,从后面追了上来:“卖蒜的,卖蒜的,我要买你的蒜,你跑什么!”卖蒜的已经被买蒜的从肩膀抓住了,买蒜的觉得这个卖蒜的有些怪,卖蒜的说:“我得回家去了,我的蒜不卖了!”买蒜的松开手说:“这人真怪……”卖蒜的见买蒜的走远了,松了口气:“哎呀,幸亏他没认出我来!”

过了几天,在院附属医院工作学生来到定西,租了一辆车,找到了“老师”的家门口,还将“老师”接到兰州看好了病。此后,已经成了家民的老师逢年过节都能收到“学生”的很多“礼物”(包括酒、菜和各类好吃的),“老师”为此很不安,说是“我们农民只有在过年过节时,给神敬这些物品”。于是,他很想知道“学生”这样待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学生”的回答让他吃惊:“老师,你也许忘了,我当年在孤儿院的时候,你给过我一个包子。当时,你除了带我们这些孤儿,还管孤儿院的仓库,有一天,我路过仓库时,你正在清理里面的东西,你喊住了我,对我说:‘这有一个包子,你把它吃了!’我吃包子时,你还蹲在地上收拾东西,连身也没转,你根本不会记得这事儿,但那包子却让我想了一辈子。那时候,我真的很饿……”

故事之二:妈妈和妹妹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靖远煤矿一位退休的职工,当年定西孤儿院里的一名孤儿。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先给你们说说孤儿是怎么回事,当年,因为“大跃进”,定西地区的劳动力都被抽到了“引洮工程”和“华家岭形象工程”上去了,因为粮食不够吃,使很多人都被活活饿死了。我在定西地区寻访时,有人就对我说,当年他们三个月没见过粮食是什么样的。在北方的冬天,三个月见不到粮食会是个什么样,北方不是南方,人们可以想像的。因为,人性的关系,许多大人都在饿死前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活下来。这就有了孤儿院。孤儿院不是谁都能进去的,一家子人,大人全死完了,只乘下小孩子,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子,这才能进孤儿院。

孤儿院里有饭吃,娃娃是饿不死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这样被送进孤儿院的:他的父亲被饿死了,家里只剩下他的爷爷、妈妈,还有一个妹妹。爷爷在外面要饭,很少回来,家里实际上只剩下了他、妈妈和妹妹。有天晚上,他睁开眼睛看到妈妈在逢一条褥子,但妹妹不见了,他问妈妈:“妈妈,我妹妹呢?”妈妈说:“睡你的吧!”他一转身就睡过去了,但到了第二天中午他醒来时,发现妈妈也不见了。他出门找妈妈,见村子里的人就问:“你见我妈妈了吗?”人们这样对他说:“这娃你会怎么不知道你妈妈去了哪里?”他说:“我真不知道呀!”人们就对他说:“不知道就算了!”找着找着他见到了爷爷,爷爷对他说:“你妈不要你了,你妈嫁人了!”他问爷爷:“我妹妹呢?”爷爷说:“死了……”

后来,他被送进了孤儿院,再也没有见过妈妈。大约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他回到村里,有一天,村里人忽然对他说:“你妈回来了,不敢进村,在后面的山上哭着呢!”村里人让他快去看,他说:“我不去,我没妈!”再后来,他终于弄清了当时的“真相”:妈妈为了能让他进孤儿院,把妹妹用绳子吊在了村子附近的一个“窟泉”(雨水在山上冲下的洞)里,妹妹被活活饿死在了那里面。而妈妈因此被判了14年徒刑。

你们想知道这个人现在干什么吗?他已经退休了,在通渭、会宁的交界处有个叫万家岘的地方,他在种改革开放后生产队分给他妈妈的8亩土地,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不理解妈妈,现在,只有在这里守妈妈了……”

故事之三:不过是讲故事

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孤儿无关,但与饥饿有关。我们没挨过饿,不知道挨饿的滋味是个啥。我在定西地区寻访的时候,听说这样一件事情:

挨过饿的人是夹不住尿的,说尿就得尿。我在通渭寻访时,听到了一个有并挨饿的人撒尿的故事。要撒尿的是一位妇女,在当时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有天劳动时,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好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么你就在这里尿!”

结果是这位妇女脱了裤子在田埂上尿了。但不凑巧的是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将尿尿的妇女一顿毒打,理由是这位妇女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

你们说说,这是什么事情?好了不扯这些了。你们不是要我讲故事吗?我在《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写作手记中写了这样两个小故事,可以说给你们听听:

有一个孤儿已经是五十多岁了,他在一次酒足饭饱之后感慨地对儿孙们说,我小的时候,添炕的东西,除了驴粪,其它什么都吃过了。添炕的东西是些什么东西呢,儿孙们是很清楚的,就是晒干了的驴粪、麦衣、树叶和杂草之类的混合物;它们可以慢慢地燃烧,烧热土炕。北方农村的农民至今也是以土炕取暖过冬的。但是老人的话把孙子搞糊涂了,孙子问,爷爷,你为什么不吃饭呢?爷爷竟然一时无法说清楚。我还听一个孤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们村的一个妇女把自己的小女儿煮而食之,大女儿——其实并不大,仅六七岁——恐惧地拉着母亲的衣襟说,娘,你不要吃我,我长大了还要给你添炕呢!多么聪明的孩子呀,她想用最真诚最实际的语言打动母亲的心!讲述者没有讲完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泪如雨下,我这里也就无法把这个故事叙述完整了。

我讲述一些孤儿的故事,请读者不要对号入座,因为我把许多人改名换姓改头换面了,再说,这不过是讲故事。我讲这些故事的目的也只是告诉那些不知道这段历史或者忘掉这段历史的人:今天的温饱生活来之不易,是中国人民付出极高代价,用生命和血泪铸成的,要珍惜!